
编者按:华大学脉,滚滚而至。百廿华师,蚁集了繁多的学术行家、著明学者大众,露馅出大批汲引家、表面家、体裁家、史学家和科学家等等,他们为学校学科配置、学术筹议、东谈主才培养等作念出广泛孝顺,是学校的险恶,后学的榜样。为证据汲引家精神,展示华师深厚的学术底蕴,传承华师学脉,华大官微特开设“华大学东谈主”专栏,刊发华师学者的学术不雅点、学术访谈、学术东谈主生等,全面、活泼、鲜嫩地展现华大学脉中具有代表性的学东谈主群像,和读者沿途感受他们的学识魔力、东谈主格魔力、精神魔力。
我国农村政事学的斥地者、政事学学科重建的前驱学者,原华中师范大学农村下层政权筹议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筹议院”)参谋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稀疏津贴大众、华中师范大学政事与海外干系学院离休素养张厚安素养因病医治无效,疼痛于2026年1月24日21时在深圳招商力宝太子湾病院逝世,享年99岁。今天“华大学东谈主”专栏特刊发学校档案馆对张厚安素养的采访《张厚安 :走向乡土地面的学者》,以表惦记。

张厚安,男,1928年1月生,湖北汉川东谈主。华中师范大学政事与海外干系学院素养、博士生导师。1949年考入华夏大学,1951年被遴派至中国东谈主民大学马列主见专科筹议生班学习,1953年毕业后复返华师(那时称华中高级师范学校)任教。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政事学筹议室主任,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中心主任、参谋人,湖北省下层政权配置促进会副会长,湖北省计谋筹议会参谋人。
永久从事马列主见、政事学、“三农”问题等方面的训诫和筹议职责,是 “文革”戒指后华师政事学科重建的蹙迫学者,亦然寰球起初致力于于政事学重建的少数学者之一。创办了中国农村问题筹议机构,提议了“表面务农”想想,影响深远。主编和撰写政事学文章11部,农村问题方面文章8部,主编 “村治书系”3部,先后取得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主办完成了 “六五”“七五”“八五”3个国度操办社科要点神态。因永久专注于 “三农”问题筹议,被誉为“走向乡土地面的学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稀疏津贴。
张厚安 :走向乡土地面的学者
采访: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程亚萍
采访时候:2021年4月9日、2024年10月18日

张厚安先生
01
严肃又开畅的中大生计
程亚萍(以下简称 “程”):1949年您考入华夏大学,您还记恰那时的校园环境和训诫情况是怎样的吗?
张厚安(以下简称 “张”):1949年4月,因家乡汉川马口镇战乱不休、强盗横行,我和母亲逃至武汉。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华夏大学招生的音信,就绝不彷徨地报了名,并经过考试被收用。
7月中旬报到后,我被编入华夏大学三分部46队,队里有100多个学员,多是高中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那时调动场所的发展急需大批干部,华夏大学的办学模式本色上便是开办短期干部培训班,方向是要让咱们显然一些基本的调动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更正旧想想,尽快投身到新摆脱区的滚滚调动激流中去。
华夏大学的学习生计垂危、严肃、开畅,让东谈主感到尽头新鲜。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玄学、方法等。挨次是敦厚授课,学员坐在小板凳上听课并在膝盖上作念札记,课后分组磋磨。在敦厚和引导员的请示下,很快4个月以前了,咱们毕业了。
1950年底,华夏大学一分为三,折柳为汲引学院、财经学院、文艺学院,汲引学院院长由王自申担任,我被分到汲引学院政事系。汲引学院设有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政事经济学、玄学等课程,强调系统考验和系统学习表面常识,那时的教师有陶军、陈铁、田家农、吴辅生等东谈主,院长王自申还亲利己咱们讲社会发展史。这时仍然莫得桌椅,已经坐在小板凳上听课。经过8个月的垂危学习,咱们从华夏大学汲引学院毕业了。

02
新中国最早的筹议生之一
程:1951-1953年,您在中国东谈主民大学马列主见专科筹议生班学习,能谈谈这段学习资历吗?
张:1951年,组织遴派我到中国东谈主民大学学习,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筹议生。当先,我被分拨学 “汲引心情学”专科,但由于个东谈主爱好,我和被分拨学习马列主见专科的韩之梓同道互换了专科。
马列主见专科筹议生由中国东谈主民大学马列主见教研室招收培养。那时东谈主民大学从苏联各高级院校聘用了一大批素养和大众、学者,筹议生的学习分为4个设施:课堂考验、自学引导、课堂磋磨、考试。除了科学社会主见专科课程外,玄学、政事经济学动作寰球课亦然苏联大众授课,不外是几个专科的筹议生合沿途在大课堂听课。俄语课则由大众夫东谈主们担任,她们也都有很高的学历,中共党史则是由中国教员授课。1953年6月我从中国东谈主民大学筹议生毕业。
03
马列主见基础教研室的发展历程
程:20世纪50年代,学校成立了马列主见基础教研室,请您谈谈教研室的情况。
张:1952年,公立华中大学改制为华中高级师范学校,建立了马列主见基础教研室、政事经济学教研室、玄学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等4个全校寰球政事课教研室。从东谈主民大学总结后,我被安排在马列主见基础教研室职责。
教研室的后生教师不仅担负着校内很重的训诫任务,何况还担负着武汉市很多大专院校政事课训诫和社会上马列主见的宣传任务。这个时代,我先后在中南财院、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湖北医学院等单元考验马列主见基础课程。
从1953年开动,因为教师少,寰球政事课都是几个系合并个年级的学生沿途集中在会堂上大课。我那时担任两个大班的主讲,学生对马列主见课程高度爱好,听课肃穆,课堂磋磨发言也积极。
1956年,政事系、历史系从昙华林老校区搬到桂子山校区新建的一号楼,我同期搬进了那时桂子山第一栋教师寝室 “老36家”,成为桂子山第一批住户。搬到桂子山后,4个政责罚论课教研室都合并到政事系了,马列主见教研室更名科学社会主见教研室。同期成立了 “寰球政事课教研室”,长入负责全校寰球政责罚论课训诫,我也回到了政事系,考验马列主见基础课程并兼任训诫通知。
1978年,科学社会主见教研室又从政事系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为学院直辖的科学社会主见筹议所,1982年又由 “科社”单学科发展成 “科社”“政事学”双学科,接着政事学筹议室又发展为政事学筹议室与中国农村下层政权筹议中心(本色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尔后,科学社会主见筹议所又进一步发展成政事与海外干系学院与中国农村筹议院 (亦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其后几经变化又分开成为政事与海外干系学院、中国农村筹议院 (政事科学高级筹议院)。

1987年在给筹议生讲政事学课休息中间沿途斟酌问题
04
政事学学科的复原与重建
程:您是我校重建政事学学科的第一东谈主,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展重建职责的。
张:新中国成立后,天然个别院校(如政法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开设了国度与法课程,把政事学与法学合在沿途了,但是莫得把政事学分离出来动作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系统的筹议和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道在一次蹙迫话语中指出,咱们以前多年对政事学有所疏远,面前需要补课。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事学筹议所,各省市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政事学筹议所。这时国内有一批高校教师和学者开动为复原政事学学科进行了致力。我恰是这群为数未几的东谈主中的一员。
1980年纪首,我参加了由湖北省社科院政事学所长处刁田丁素养发起的讲义《简明政事学》的编写职责。1982年秋,我邀请了刁田丁和陈嘉陵两位素养(他们都是华夏大学的老同道)协助我在华中师院政事系开设政事学课程,这在华师是创始性的,在寰球亦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次。尔后,我肃穆在政事系本科生和科社所筹议生中开设了政事学课程。
接着,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册《政事学辞典》的编写职责。1985年春,《辞典》在华中师院定稿。我愚弄此次寰球高校政事学学者云集桂子山的契机,主办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寰球性的政事学讲习班,有很多高校便是在派东谈主来学习后才肃穆开设政事学课程的。尔后不久,各高校都纷纷开设了政事学课程,可提现游戏平台app从而把政事学从国度与法的课程等分离了出来。
1984年,由高原、我和胡原主编的《豪放政事学》肃穆出书。1986年,由我主编、王克安为副主编出书了《政事学》。另外,由刁田丁主编、我和陈嘉陵为副主编,融合编写了《中国地点国度机构摘抄》,也获国度优秀讲义奖和省社会科学效果一等奖。我还另外编写了《政事学考试提要》《政事学论丛》等文章。此外,我与丘晓、张宏生等还共同主编了一套 “政事学丛书”,并参加了《大百科全书·政事学卷》的撰稿职责。

张厚安主编和参编的部分政事学文章
蓝本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见筹议所是一个单一学科的筹议所。1982年以后在 “所”的底下成立了 “科学社会主见”和 “政事学”两个筹议室。政事学筹议室由我任主任,最早的成员惟有张厚安、孙盛廉、胡原。项继权学成总结后也参加到政事学教师的队伍中来。接着王克安、郑邦兴、徐勇、徐育苗等一批原科学社会主见筹议室的教师,也先后转到政事学筹议室来。自此我校政事学的教师队伍迟缓壮大。
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由张厚安、孙盛廉、胡原3东谈主挂名呈报的政事学硕士点取得批准,这亦然国内务治学硕士点的第一批。这一年华中师大招收了第一届政事学筹议生。到1999年华中师大政事学又取得博士点,并进一步发展到13个博士、硕士学位点。蓝本的科学社会主见筹议所于今已发展成为政事学筹议院。
05
中国农村筹议中心创建发展
程:您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中心(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筹议院),该中心是汲引部东谈主文社科要点筹议基地,亦然国内高校独一的寰球性农村问题概括筹议机构。请您谈谈该中心建立的流程。
张: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科学表面的训诫和筹议职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开动专注于筹议中国农村问题,被人人称为 “走向乡土地面的学者”。我先后主办并完成了国度 “六五” “七五” “八五”操办神态,出书了《中国地点国度机构摘抄》《中国农村下层政权》《中国农村政事雄厚与发展》等典籍。其中,《中国农村政事雄厚与发展》被评为1996年 “五个一工程”的一册好书。在此时候我发表的对于农村问题的系列论文也取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效果政府一等奖。尔后,咱们进一步专注于村民自治筹议,并出书了由我和徐勇主编的《中国农村村级责罚——22个村的探员与比拟》《乡政村治——中国特色的农村政事模式》“村民自治”等系列文章。
恰是在上述筹议效果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提议下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下层政权筹议中心,我任中心主任。随后在 “八五”操办神态实施时候,由于咱们扩大了对农村问题筹议的边界,于是将筹议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筹议中心,我任主任,徐勇任常务副主任(这时候我离休)。其后,经汲引部评审通过,肃穆把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筹议中心定为汲引部东谈主文社会科学要点筹议基地。尔后,我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参谋人),徐勇任中心主任,项继权任副主任。

在 “农村下层政权筹议中心”新挂的牌子前,
中心主任张厚安(中)与中心先后的副主任郑邦兴(左)、徐勇(右)合影
最使我感到答应的是在我退下来以后,政事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筹议不仅莫得安逸,反而在各个方面都大地面加强了,并取得了更多的效果。以前,在我从事政事学学科配置、从事农村问题筹议时,开动惟有我一个东谈主,那时要求相等长途,无屋子(办公室)、无经费、无编制。仅仅在咱们筹议职责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先后加入,咱们的队伍才日益壮大起来。今天的政事学筹议院、中国农村筹议院的要求与以前比否则而非不分了。政事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的筹议在寰球也得到长足、快速发展。
06
“表面务农”的想想理念
程:您提议了 “表面务农”的想想,对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产生了深远影响。请您谈谈 “表面务农”想想的内容以及该如何贯彻履行?
张:在1982年湖北省政事学年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提议了 “表面务农”的标语,接着我写了《三个面向,表面务农:社会科学筹议的反想性搬动》一文,领路了社会科学职责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下层、面向农村,应该筹议刻下农村的改变并将筹议的效果服务于农村的改变。其后,在咱们从事农村问题筹议的流程中,我又进一步提议了 “三个面向、三个连合、三个服务”,即 “面向社会、面向下层、面向农村”, “与农村的改变推行无间合、与政府的决议无间合、与咱们培养筹议生的任务无间合”,“为农村改变服务、为政府决议服务、为培养及格东谈主才服务”。在咱们的职责中也照实是这样作念的。直到今天,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中心仍然对峙着 “三个面向,表面务农”的标语不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筹议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政事体制改变同步,先后筹议了州里政权配置、村民自治和村级责罚、地皮承包与流转。咱们在寰球各地进行了平淡的覆按,在对所筹议问题变成一定的成见、有了一批效果以后,1996年,咱们又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 “村治实验”。也便是说在20多年里,咱们走了三步。咱们把对农村问题筹议的效果,亲自放到一个村子去实验,再去磨真金不怕火和修正所得出的表面论断,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的深化改变服务。
必须强调,这样多年来咱们在农村问题筹议上之是以能取得如斯骄东谈主的获利便是因为有政事学学科表面的相沿,而咱们在政事学学科配置中之是以能走在同业前哨,凭的亦然咱们在农村政事筹议上所展示出的公认的获利。从政事学的视角去不雅察、筹议农村问题是咱们的起点,亦然咱们的特色和上风,咱们必须保持这个特色和上风(这两方面亦然互为因果的)。

1996年筹议中心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搞“村治实验”,
张厚安(左一)与村民筹议换选举如何提候选东谈主的问题
07
“三进红安”的感受与想考
程:为了解中国农村问题,您常常深入农村探员,那么调研流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张:1950年我第一次到湖北红安(那时叫黄安县)开展土改职责。1987年,时隔37年后,我又重返红安开展探员。干与县城,昔日破旧雕残的表象已不复存在。路宽了,房屋整皆了,大众的物资生计改善了,精神面容与以前大不疏导了,展面前咱们面前的已是一个清新的红安。
2007年,我第三次来到了红安这块热土。1950年咱们走了三天才到红安,此次坐汽车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改变后的红安面容又有了新的变化,屋子高了,山上有树了,农民也富了。在当地筹议率领同道的追随下,我来到了昔日住过的村落,看望长辈乡亲们。一些与我同龄的老农对土改时的景况和土改计谋都物是东谈主非。追思在半个世纪前,我和他们 “同吃、同住、同处事”;时隔半个世纪后,我的手又和他们牢牢地捏在了沿途,共忆旧事,令东谈主思潮腾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心情毁灭的岁月。
张厚安 (对坐右者)看望农户
08
最想对学校说的话
程:您将终生心血孝顺给了学校,孝顺给了汲引业绩,那么您有什么想对学校说的话吗?
张:开首是感德,是爱。不错说,淌若莫得华中师范大学就莫得我的今天,是华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培养了我、汲引了我,并让我成长,我要感德华中师 范大学!我从21岁干与华夏大学于今已有74年了,在这里有我的芳华年华,有我的一世。我把我方的全部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要大声地说: “华中师范大学,我爱您!”
其次是追悼。在这74年的训诫科研职责中,很多同道和我学习、职责、生计在沿途,是一辈子的心扉。咱们齐心同德,咱们胜似伯仲姊妹,互不相忘。我忘不了昙华林老校区的 “颜母室”,忘不了桂子山上的桂花树和 “老36家”(老36家是桂子山上第一栋教工寝室),忘不了咱们的 “往日时光”。
临了,是但愿与道喜。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今天的政事与海外干系学院、中国农村筹议院已昨今不同,宏图大展! 道喜华中师范大学早日成为一所国内乃至世界公认的 “一流名校”!

2004年冬摄于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上
(本文原载于付强,程亚萍等.桂苑春秋——华中师范大学老素养口述实录(第二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2023:110-123,转载时略有删省,部分图片来源于《张厚安选集》。)
碧水长流,精神永存
谨以此文深入惦记张厚安先生!

来源:档案馆(校史馆)
包袱裁剪:毛国樨
内容审读:秦恒 马俊
投稿邮箱:rmt@ccnu.edu.cn